記者會開始時，溫家寶說，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剛剛結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國內外形勢也非常復雜，做好各項工作，完成預期目標，需要付出極大努力。我們要有憂患意識，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同時，又要樹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陽一樣，充滿光明和希望。我的任期還有兩年，我深知這兩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輕松?！罢甾r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人民日報記者：“十二五”規劃確定未來五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年均增長7%。我們注意到，這個數字和“十一五”規劃相比降低了0.5個百分點。請問總理，我們主動調低經濟增長速度這樣一個選擇是出于什么考慮？如果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會不會影響擴大就業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
溫家寶：主動調低“十二五”經濟發展速度，不僅表明決心和意志，而且是一個重大的舉措。就是說，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國經濟發展的相當長時期，我們要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真正使中國的經濟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著重提高經濟的增長質量和效益。經濟發展速度、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有密切聯系。經濟發展速度高，就業人數就會多，但通脹的壓力也會大。經濟發展速度低，就業人數少，通脹壓力相對也小，但很容易使經濟走向衰退。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光明道路，把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要充分利用這樣一個機會，調整經濟結構，解決中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使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環境和資源相適應。7%的發展速度也不算低了。大家注意到，我們的經濟總量在不斷增加，也就是說基數大了。真正實現有質量和效益的7%的增長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談到就業，我覺得我們應該重視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中重視發展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企業；重視發展服務業，包括生產型服務業，這些都可以容納更多的就業。我們一定想辦法，在比過去低的速度下還能解決中國日益增長的就業壓力問題，這對政府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我們完全有決心辦好這件事情。
我們的改革和建設還在探索當中，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已是一種模式。同樣，我們認為任何國家都要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我們認為，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和借鑒。
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十二五”規劃報告中特別提到港澳，包括繼續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還有就是確立粵港多項大型基建項目的合作，中央在作出這些規劃的過程當中都有哪些考慮？另外，現在有人說香港已經逐漸在消失它的傳統優勢，已經沒有獨立的能力應對區域競爭，所以迫使中央這次要出手，您怎么看待這個說法？我們很想知道，這些措施是否能夠有效解決現在香港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貧富懸殊這樣一些深層次矛盾等問題。
溫家寶：香港記者的提問，使我想起在2003年我訪問香港，也就是在那一年那次訪問，我見證了內地與香港簽署了CEPA協議。我可以先跟你說，我很想再去一次香港，看望香港人民，向香港人民表示問候。這次“十二五”規劃綱要把港澳單獨列為一章，表明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和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堅定支持。這樣做不僅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要求，對港澳的長期發展也是有利的。
方才你說香港的傳統優勢不存在了，我不這樣看。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有著開放自由的經濟，有著同國際經濟接軌的完備法律法規，有著全面的各類管理人才。香港經歷了兩次金融危機，都經受住了考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地位沒有改變。在規劃當中，我們特別強調支持香港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事實上，這些年我們在金融上的改革都首先在香港先行先試。比如人民幣在香港的存款已經超過3000億元。我們首先實行了貨物貿易在香港以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與香港合作得到加強，與此同時，香港連接內地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很快地向前推進，使物流、人流更加暢通和便捷。這些都有利于鞏固和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目前不僅有應對區域競爭和風險的能力，也有應對世界競爭和風險的能力。但是，香港也面臨著相當復雜的外部局勢。因此，也要有憂患意識，利用好機遇，迎接各種挑戰。我曾經講過，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第二，要重視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第三，要努力改善民生。我以為，在香港還要重視教育、科技，以增強香港發展的后勁；還要從自身實際出發，重視發展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和旅游服務，發展小型科技創新企業，以增加就業。香港有著比較充裕的財政收入和雄厚的外匯儲備，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于改善民生。
我利用這個時間還想回答一個你沒有提的問題。就是在“十二五”規劃制定過程中，在香港有一種輿論，說香港“被規劃”了。我想在這里再次強調，我們將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遵守基本法。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規劃都是支持香港的發展，中央的規劃絕不會代替香港的自身規劃。
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總理你好。通貨膨脹現在成為中國社會越來越突出的一個問題，高物價、高房價已經直接影響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那么您如何評價政府已經采取的措施呢？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措施出臺？應對通貨膨脹，您會不會考慮讓人民幣較快升值？
溫家寶：通貨膨脹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來關進去很難。我們目前出現的通貨膨脹其實是國際性的，如果你看看整個國際形勢，由于某些國家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造成匯率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這不僅影響一個地方，就連歐洲也突破了2%。前幾個月，世界糧價上漲15%，如果再加上西亞北非局勢的影響，油價高企，超過每桶100美元。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我們難以控制的。另一方面，確實在我們國內也有因為勞動力成本提高，各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而造成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我們必須重視解決這些問題。我常講，通貨膨脹包括物價、房價都涉及人民群眾的生活，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因此，我們今年在政府各項工作中，把抑制通貨膨脹擺在了第一位。
關于管好通脹預期、抑制通貨膨脹所采取的措施，我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已經詳細地講了。我不想再過多地重復。我只是講，對于管好通脹預期我們還是有信心的。去年11月份，我們消費物價漲幅達到5.1%。12月份，經過努力，物價水平降到4.6%。今年上半年是我們比較困難的時期，大概記者先生也懂得，因為翹尾因素影響大。1月份，CPI達到4.9%；2月份，還保持在4.9%。但你知道，2月份翹尾因素的影響高達3.7個百分點。對于物價，我們不敢掉以輕心。我們是從三個方面來努力管好通脹預期的。首先，要發展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以保障供給；第二，加強流通，特別是要加強農產品流通這個薄弱環節；第三，主要用經濟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場。我們將持之以恒地把這項工作做到底。至于房價，我們也是三管齊下。第一，還是要控制貨幣的流動性。我想補充一點，對于物價這一點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說消除房價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第二，運用財政、稅收和金融手段來調節市場需求；第三，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無論是物價和房價，地方都要切實負起責任來。也就是說要堅持“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房價也由地方來負主要責任。
你關心人民幣升值問題，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將繼續堅持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不動搖。如果從1994年算起，大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進行了3次?，F在同1994年相比，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57.9%。我們的改革主要是改變單一的盯住美元，而實行根據市場需求，參照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們將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來進一步加大人民幣浮動的彈性。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考慮這種改革還是漸進的，因為它關系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就業，我們要保持整個社會的穩定。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總理，您好。剛才那位外國同行也提到中國的房價，您也闡述了我們調控房價的三方面政策措施。其實從去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了不少關于調控房地產的政策措施，被稱為歷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今年您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也重申，要堅定不移地搞好房地產調控?，F在社會上有擔心，就是這些政策措施能不能落實到位？會不會半途而廢？請問總理，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溫家寶：關于房價的調控，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是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對于中央來講，就是要加強對地方落實房價調控政策的檢查力度，真正實行問責制。同時，密切跟蹤和分析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形勢，進一步研究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措施。對地方來講，就是要認真落實房地產調控的責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和房價控制目標。在這里，我想特別提出，我們三管齊下，其實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也就是說從供求上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對于保障性住房建設，人民群眾中有許多擔心，他們總的是贊成的，但也有許多憂慮。我們提出，今年再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1000萬套，明年再建1000萬套，在今后五年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戶區改造以外，主要是公租房和廉租房，這個方向必須明確。這里就有一個資金落實的問題，中央今年將向地方補助1030億元，地方財政也相應加大投入，但還必須更廣泛地利用社會資金。對于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必須單列，做到應保盡保。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現在就應該提到日程上來，那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設計、建設必須有高標準、高要求，也就是說要確保質量、安全和環保。特別是在環保上，從設計到建設整個過程，都要實行節能。這是中國房地產建設的一大機會，如果丟掉了，十分可惜。我在這里想強調一點，就是對于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后，管理和退出機制現在就要著手制定規則，形成一個完整的從建設到管理、退出的機制，使保障性住房質量和效益得到保證，使保障性住房將來的管理也得到保證。
臺灣無線衛星電視臺記者：“十二五”規劃已經正式通過，而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日前在臺灣舉行了首次會議。請問溫總理，“十二五”規劃和兩岸簽署的ECFA怎么促進兩岸的經貿合作？另外，有部分臺灣民眾擔心大陸經濟轉型之后可能對于在大陸的臺資企業造成很嚴重的沖擊，出現經營困難、邊緣化，請問總理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溫家寶：請臺灣記者代向臺灣同胞問好。大陸與臺灣的ECFA協議的早期收獲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在今年2月份，兩岸有關方面進行了一次評估，總的認為開局良好，進展順利，效果初顯。今年1月份，兩岸貿易額增長了30%。你可能知道，去年大陸與臺灣的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臺灣的順差達到860億美元。
你方才擔心大陸經濟轉型會使臺灣企業邊緣化，我想對你講，大陸已經成為臺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目的地?，F在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已經有8萬多家，直接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如果算上異地投資，就是經過維爾京群島這些島嶼，整個投資超過900億美元。臺商投資已經占到大陸吸引外資的9%。我想請你消除顧慮，就是我們推進科學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只會為臺資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更為有利的商機。我們將對臺資企業繼續實行國民待遇。臺資企業在大陸的發展不僅不會被邊緣化，而且會有更大的發展。我還想說一句，在ECFA實行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一些問題，我們還將本著循序漸進的方式進一步推進ECFA的后續談判。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你都可以感受到大陸的誠意及對臺灣商界和人民利益的關心。我們是同胞：“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溫總理，您擔任總理的職務已有8年，可能將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為后人留下什么“遺產”？您在多個場合談到提倡政治改革，考慮到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您認為應實行什么樣的改革，以使中國政府更加有效地解決人民的關切、問題和不滿？比如說您支持某些領導職位進行直選和差額選舉嗎？
溫家寶：你的第一個問題問得早了一些。我的任期還有兩年，我面臨的工作還十分繁重。我應該像一個戰士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最后一天，做到“憂國不謀身”，恪盡職守。
我認為改革是歷史永恒的主題。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協調推進，這是因為，首先，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會是亙古不變的，“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只有不斷地改革，黨和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第三，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而要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愿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第四，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們不僅要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減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現象，而且要解決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的不公，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而做到所有這一切，都必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第五，要給每個人以受教育的機會，充分發揮人的獨立思維和創造精神。只有人民有積極性，我們的改革和建設才有堅實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義。我們已經在縣和不設區的市實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們還實行的是間接選舉。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當中實行了差額選舉。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是要相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也能管好一個鄉，也能管好一個縣，這需要一個過程。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穩定的、和諧的社會環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
中央電視臺記者：總理您好。我們特別關注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因為在這些年當中我們看到國務院先后出臺了兩個36條去引導和鼓勵民營資本不斷獲得健康發展。對此有很多民營企業是充滿期待的。但是我們也聽到有一些民營企業認為，政府對非公經濟的支持是雷聲大、雨點小，實際過程當中有很多民間投資還會面臨有形或者無形的障礙，似乎“玻璃門”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在社會上針對“國進民退”的說法也有不少爭議。請問總理，您如何來看待這樣一個問題？
溫家寶：我們的方針是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我們在2005年出臺了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36條。去年我們又出臺了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的36條。應該說，這兩個36條“雷聲”不小。為什么說它雷聲不小呢？因為我們明確地提出，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在政策層面，無論是在財稅金融政策，還是在準入政策上，我們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一視同仁，鼓勵相互競爭，共同發展。為什么許多非公企業還感到“雨點”?。可踔撂岢龃嬖谒^“玻璃門”和“彈簧門”的現象，我以為最重要的就是落實不夠。大家如果注意這兩個文件，后一個36條其實是對第一個36條的補充，它在政策和準入的細節上都作了許多明確的規定。我們正在著手制定新36條的貫徹細則。我相信，這兩個文件將會進一步推進非公經濟的發展。
目前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的問題，同樣也不存在“民進國退”的問題。應該說，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有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于國有經濟的發展，今天我不想著重去談，單就你提到的民營經濟發展來說。在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當中，民間投資已經超過50%。在工業企業當中，無論從數量、產值、資產總量還是從業人數，都超過了國有企業，這是一個事實。國有經濟雖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不斷深化改革，特別是通過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這樣也有利于國有經濟的發展。我們一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
俄通-塔斯社記者：總理您好。我在中國工作已經18年了，我非常喜歡中國，也習慣了在中國的生活。但是最近發現物價變貴了，請問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俄羅斯的媒體都稱贊中國政府采取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措施。他們說這些措施讓人覺得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機影響較小，您是否同意這個看法？
溫家寶：你的問題重點在第二問，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問。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很大，如果我們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當時國際貿易下降26%，而中國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羅的海指數一度快跌到零。我到深圳集裝箱廠去考察時，連一個集裝箱的訂單都沒有。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最低降到3.8%，不少企業停產，大批農民工返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施了包括四個方面內容的一攬子計劃。這就是：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和結構性的減稅，使企業恢復活力；大幅度地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使民生繼續得到改善；大力度地加強科技支撐，使經濟充滿后勁；同時大范圍地推進重點產業調整振興，特別是發展新興戰略產業。所有這些都不是單一地解決眼前的問題，而是著眼于長遠的發展。
我們實施了4萬億的投資。關于投資比例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詳細闡述了。你問的問題的要害就是所謂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沖擊小。我跟你講，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經過這樣的努力，使中國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從而避免經濟建設遭受重大的挫折。這一點是舉世公認的。至于通貨膨脹，我方才已經多次講過，這次通貨膨脹是國際范圍內的，在很多新興國家，CPI都達到8%以至10%，原因我也已經分析了。我們注意在抑制通貨膨脹中，要管好貨幣。也就是說要控制市場的流動性，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的基礎。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我想請問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問題。我們留意到中國的知識界對于“十二五”規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為中國的未來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國有一句話叫知易行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概念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提到今天，請問溫總理，您認為“十二五”規劃要得到真正地實施，真正地貫徹落實，最難的地方在哪里？
溫家寶：你提到轉變發展方式知易行難，最難難在什么地方？我以為難在兩個方面：一是觀念，一是創新機制和干部考核的標準。所謂創新機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勵科技進步、人才成長的機制，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我一直強調，中國的振興不單在經濟總量，根本在人才和科技進步。通過改革促進產學研的結合。我以為有兩個數字比GDP更為重要，一是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是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這兩條就決定了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創新力量，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發展因素。所謂觀念，就是要徹底轉變唯GDP的觀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斷地增加經濟總量，但是這種總量的增加不能以過度地消耗資源、能源和污染環境為代價。那樣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會給我們子孫后代造成影響。與它相關的就是干部政績的考核。我以為對干部政績的考核，不僅要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而且要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社會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公平正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徹底從根本上解決這兩條，我們現在制定的規劃也是難以實現的。
新華社記者：總理您好。去年農民收入的增長是27年來首次超過了城鎮居民。請問總理，這是否意味著在扭轉城鄉差距擴大的進程中出現了一個拐點？“十二五”時期能否保持住這種變化的趨勢？
溫家寶：應該說，這些年來農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長，到去年達到5919元，增長幅度超過10%，也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農民收入的增長大致是三個來源。一是農產品，或者叫農業收入。我們在2006年全部免除了農業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超過1335億元。與此同時，我們開始對農民實行生產補貼，去年的補貼額超過1200億元。此外，我們在農村實行了免費的9年義務教育，并且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免除了書本費和住宿費。在中等職業學校，我們還特別規定，對來自農村的孩子和學農專業的孩子全部免費。這些都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一些重要因素。二是工資性收入。這是更為重要的。我們取消了對農民進城的歧視政策?，F在農民進城務工的多達2.42億人，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占到50%。三是部分農民有財產性收入。農民收入應該說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農業基礎還不夠鞏固，農民收入增長也還不夠穩定。農民收入的增長是我們實現社會公平，特別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為此，我們還要做出極大的努力。比如，我們前幾年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20%-40%，在這個基礎上，今年我們繼續大幅提升糧食最低收購價。我們正在積極穩妥地實行戶籍制度改革，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進城落戶。同時，著力解決農民工生活和工作存在的問題，包括培訓、子女上學和社會保障。所有這些，都會進一步提高農民的收入。
溫家寶：最后，在座的有日本記者嗎？我想說幾句話。三天以前，日本遭受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地震災害，給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我想借此機會，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在這次災難中遇難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體日本人民表示誠摯的慰問。中國也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我們感同身受。在汶川發生特大地震的時候，日本政府派了救援隊，并且給中國以物資上的支援。我們的救援隊昨天已經到達日本，我們運送的救災物資也送到了日本。我們將根據日本的需要，愿意繼續提供必要的幫助。請你代為轉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