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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為百業之首,它似一條長江大河,其流域就是整個經濟。而銀行乃金融之主體。由于銀行的重要性,中國近代銀行史倍受研究者的關注。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涉足此間。檢索1949年以來的《全國報刊索引》,我們發現,在建國后的30年間,有關華資銀行史的論文有10篇左右,但大多是回憶性或介紹性文章。張郁蘭所著《中國銀行業發展史》是這一時期出版的惟一的一部銀行史專著,該書將1896—1937年中國銀行業40多年的發展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興起時期(1896—1911年)、發展時期(1912—1927年)、繼續發展和集中時期(1928—1937年),并概述了每個時期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對于該書的學術價值,誠如作者所言,它較好地回答了兩個問題,即“第一,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特點,怎樣在銀行業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國銀行業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由于當時的學術研究受政治的影響較大,所以該書的某些觀點未免有點失之偏頗,如作者認為銀行資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進生產的發展,而是助長政治投機。
  
  從20世紀80年代始,銀行史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們重視,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認真回顧與總結。本文較為詳細地檢索了1980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重點縷述幾個重要的專題和突出成果,最后討論現有研究的特點與不足。所引用論著截止2003年,范圍以大陸地區為主。
  
  一
  
  (一)資料的整理與出版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貴的銀行史資料專書。主要有:《中國農民銀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革命根據地北海銀行史料》(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匯編》(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聯總處史料》(檔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懷檔案資料之五———中國通商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聯總處會議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另外,在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貨幣史資料專書中幾乎都包括大量銀行史資料,主要有:《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1、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華民國金融法規檔案資料選編》(檔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財政金融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國民政府財政金融稅收檔案史料(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二)著作的出版
  
  20多年來,出版了銀行史著作約50部,其中,以銀行機構的發展演變為研究對象的有:黃鑒暉《中國銀行業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國近代銀行業的學術著作,該書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發展脈絡作了詳細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編《中國銀行行史(1912—1949)》(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國時期中國銀行的發展變遷;姚會元《中國貨幣銀行(1840—1952)》(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縱述橫陳了1840—1952年中國貨幣銀行的概況,透視了中國舊式金融機構的嬗變與近代銀行的發展,回顧了中國舊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及其歸結;李一翔《近代銀行與企業的關系(1895—1945)》探討了近代中國銀行業與近代中國產業之間的關系;劉慧宇《中國中央銀行(1928—1949)》(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國民政府時期中央銀行制度的演進;壽充一《中央銀行史話》(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則介紹了近代中國中央銀行的發展歷程;李立俠《中央銀行興衰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討了近代中國中央銀行的興衰歷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國近代銀行制度建設思想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對中國近代銀行制度建設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編《中國十銀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紹了中國近代10位著名的銀行家,該書還附有近代中國100位銀行家的小傳;鐘思遠、劉基榮《民國私營銀行史(1911—1949年)》(四川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對民國私營銀行業的產生、發展和衰落的歷史作了全過程的描述;姜宏業主編《中國地方銀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對近代中國的地方官錢銀號、地方銀行和革命政權銀行作了清晰的介紹;許家駿等編《周作民與金城銀行》(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討了金城銀行創始人周作民與金城銀行的關系;孫曉村等編《陳光甫與上海銀行》(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陳光甫與該行的關系;《聚興誠銀行》(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著名四川地方銀行———聚興誠銀行的發展歷史;《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介紹了中國通商銀行在清末的發展變遷,分析了其業務狀況,融學術性與資料性于一體;《晉察冀邊區銀行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革命政權銀行的專著;《中國農民銀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版)對國民政府時期所設立的中國農民銀行作了系統研究。絕大部分內容涉及銀行史的金融史專著有:姚會元《江浙金融財團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探討了江浙銀行家階層的崛起及其與政府的關系;杜恂誠等著《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與變遷(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從制度層面探討了近現代中國銀行業的演進;張虎嬰《歷史的軌跡———中國金融發展小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發展軌跡;吳景平主編《上海金融業與國民政府關系研究(1927—1937)》(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探討了抗戰前上海銀行界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一般金融史著作或教材中也有相當部分內容從不同角度介紹中國近代銀行業。
  
  (三)發表論文情況
  
  據筆者初步統計,1980年以來,有關銀行史研究的論文至少有300多篇。現列表如下:（略）從上表所統計的論文數量可以看出,25年來,銀行史的研究是平穩地進行的,沒有大起大落,應該說,這是一種好現象。對以上統計,有一點需要說明:上表各年度的統計數字只是近似值,也就是研究銀行史的論文數量的最小值,因為不少有關中國近代貨幣史、金融史、保險史和外貿史的論文中也包含了銀行史的內容,本文在統計時沒有計入,但只要在每一年的統計中都使用同一標準,還是能夠反映20多年來的研究概況的。
  
  二
  
  歸納起來,1980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近代私營銀行、近代國家銀行和中央銀行制度、近代銀行業的內外關系、近代地方銀行等主題展開。下面分專題介紹。
  
  (一)關于近代私營銀行
  
  鐘思遠、劉基榮著《民國私營銀行史》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近代私營銀行業的著作。該書結構分四章,第一章描述了私營銀行產生的過程以及清末金融市場的基本情況;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該書的主體,分別介紹了1911—1927年和1927—1937年兩個階段的私營銀行業發展情況,分析了這兩個階段中私營銀行業迅速發展的原因,探討了私營銀行的歷史地位;第四章描述了1937—1949年私營銀行的基本狀況。該書具有一定創新性。對于1927年到1937年中國私營銀行繁榮的原因,學術界曾認為是私營銀行投機公債的結果。該書認為,私營銀行在這一時期的發展,關鍵在于能審時度勢地確定適合中國國情的經營策略,在支持民族工業發展中使自己獲得了發展,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與強大的外資銀行和有政權撐腰的國營銀行競爭,并維持一段時間,而不是依靠所謂的公債投機取得的。這個觀點在鐘的論文中亦有詳細論述。朱蔭貴進一步指出,兩次世界大戰間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間,中國銀行業之所以快速發展,主要原因在于銀行制度的演進、銀行業法規的建設、銀行家隊伍的成長以及中國銀行業經營運作理念和方式的變化等。在中國近代眾多私營銀行中,經營比較成功的主要有中國通商銀行、“北四行”、“南三行”、四明銀行等。中國通商銀行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銀行,學術界對該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中國第一家銀行》,比較詳細地記述了中國通商銀行的籌設過程,分析了該行在清末的業務狀況,揭示了它在清末的艱難發展歷程。該書的附表,較詳細而精確地統計了1897—1911年中國通商銀行的業務狀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汪敬虞探討了中國通商銀行產生的歷史條件,分析了該行在產生過程中與外國勢力之間的關系。謝俊美分析了中國通商銀行開辦初期與外資銀行、洋行、工礦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指出:外資銀行的夾擊使中國通商銀行的經營極為困難,這也是盛宣懷把中國通商銀行辦成世界著名銀行的愿望落空的重要原因。宋士云認為中國通商銀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銀行,他研究了該行集股興辦的過程。章友德探討了中國通商銀行創辦初期的運作方式,認為該行的經營方針、經營方式、人員管理方式等都符合現代金融業的經營管理規則。曹廣森等考證了中國通商銀行的成立時間,并進一步考證了其性質,認為它是一家名副其實的商辦銀行而非官辦銀行。此外,吳籌中考述了中國通商銀行所發行的鈔票,易棉陽分析了中國通商銀行在1897—1911年間的業務狀況,謝俊美、胡雪蓮分別介紹了盛宣懷、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的關系,戴建兵考察了該行成立初期的第一起偽鈔案。北四行是指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鹽業銀行。該四行于1921年成立聯合營業事務所,標志四行聯營集團的形成,由于這四家銀行總行都設在北方,故稱其為“北四行”。“北四行”的組織機構除了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還有四行準備庫,四行儲蓄會,四行信托部、企業部和調查部,應永玉對這些組織機構一一作了介紹。潘連貴認為“北四行”聯合經營,在中國金融史上是個創舉,反映了近代商業銀行初步呈現出資本主義銀行業的聯合和集中傾向。徐懋國、邵怡度的《金城銀行簡史》勾勒了金城銀行從1917年成立到1952年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34年歷史的軌跡,分析了金城銀行在創立時期(1917—1927年)、發展時期(1927—1949年)的業務狀況。劉永祥考察了抗戰時期金城銀行在西部的經營活動,指出:在西部艱難的投資環境下,金城銀行運用各種手段從事經營,為西遷工礦業提供資金融通,其經營活動不僅使自身獲利,也為西部開發和堅持抗戰作出了貢獻。周作民是金城銀行的創始人,并長期擔任該行總經理,張九洲專門考察了周作民對金城銀行早期發展所作的貢獻,認為金城銀行之所以能從眾多的商業銀行中脫穎而出,實賴周作民經營得法。邱錫榮的研究也表明周作民一生為創建和維護金城銀行事業、扶植民族工商業發展作出了貢獻。相對而言,對大陸、中南、鹽業銀行的研究成果較少,但還是有於以震肯定了談荔孫對大陸銀行的貢獻,劉效白揭示了中南銀行創辦時的資金來源、組織機構、業務狀況和經營特點。所謂“南三行”,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三家私營銀行的通稱,由于這三家銀行總行都設在上海,故稱其為“南三行”。“南三行”沒有像“北四行”那樣成立聯營組織,但其聯營方式具有獨特性,姚會元認為,三行之間相互代理、相互開戶、相互投資、聯合放款是“南三行”的主要聯營方式,這種聯合方式不僅促進了“南三行”業務的發展,而且對后來江浙金融財團的形成也起了促進作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南三行”的支柱銀行,也是舊中國最大的私營銀行。由于它經營較為成功,被學者認為是近代私營商業銀行的典型代表,它的經營管理經驗受到了普遍重視,這方面的論文不少。歸結起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成功經驗主要有:確立了以“服務社會”為核心的經營理念;重視人才的培養與使用;提倡調查研究,重視信息管理。薛念文專門考察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1927年到1937年的農貸活動,指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貸款農村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加速了農村近代化步伐,降低了農業的生產成本。盛慕杰、朱鎮華的《浙江興業銀行的盛衰》敘述了浙江興業銀行的籌設經過,介紹了1915年到1928年其鼎盛時期的業務狀況,分析了1928年以后逐漸衰落的原因:對政府態度冷淡故而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拒絕采用新的管理方式而失去競爭力;經營作風穩妥有余而開拓不足。馬炳榮的《浙江實業銀行》敘述了該行的由來、組織沿革、管理制度、業務經營。此外,孫鶴皋敘述了四明銀行由商辦改為官商合辦的經過;方祖蔭介紹了中國企業銀行;於以震敘述了中國墾業銀行簡史;吾新民敘述了新華銀行1931年遷滬以后的一些活動;吳籌中、吳中英介紹了中華懋業銀行及其所發行的紙幣。
  
  (二)關于近代國家銀行與中央銀行制度
  
  1 關于近代國家銀行
  
  清末的國家銀行是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北洋政府的國家銀行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國民政府的國家銀行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大清銀行是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孔祥賢《大清銀行行史》介紹了大清銀行成立、發展、消亡的歷史,該書資料翔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在上海大清銀行商股基礎上組建了中國銀行。袁世凱當政以后,在北京成立中國銀行并作為中國銀行總行,降上海中國銀行為分行,但上海中國銀行是一家具有很高地位的分行,其影響超過北京總行。交通銀行是1908年清政府設立的另一國家銀行,北洋政府也把交通銀行作為其國家銀行。這樣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成為北洋政府的兩大財政金融工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把中、交兩行改組為專業性銀行,將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將交通銀行改組為實業銀行,又于1928年設立中央銀行,隨后于1933年設立中國農民銀行,這樣中、中、交、農都成為南京政府的國家銀行。中國銀行是舊中國最重要的國家銀行,其實力在抗戰以前一直雄居銀行界榜首。卜明主編的《中國銀行行史(1912—1949)》系統地研究了中國銀行在民國時期的發展、變遷,該書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所發表的一系列書評從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中行史的研究。中國銀行所發行的鈔票是中國近代信用最為堅挺的紙幣之一,對中國近代經濟、金融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吳籌中對此作了考察。張秀莉、張帆通過探討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的兩次改組透視了中國銀行與南京政府的早期關系,指出:“對于1928年南京政府對中國銀行的第一次改組,中國銀行是積極配合的,因為此次改組國民政府無意控制中國銀行,這與中國銀行謀求獨立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對于1935年國民政府的第二次改組,中國銀行極力反對,因為國民政府企圖通過改組全面控制中國銀行,這有悖于中國銀行獨立發展大方針,但由于國民政府已經具備全面控制中國金融業的能力,中國銀行被迫接受改組。”姜虹認為國民政府第二次改組中國銀行的原因有四:“第一,適應建立強大的‘中央銀行制度’的需要;第二,實現國家財政方針統一、強化國家對金融壟斷的需要;第三,渡過因白銀外流而引發的金融危機;第四,近代以來中央銀行建設思想發展的結果。”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京鈔風潮中,堅決抵制袁世凱政府的“停兌令”等等。并成功地維持了鈔票的兌現,這個事件被視為銀行界謀求獨立發展的開端。洪葭管、葉緒華對此作了闡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年)》是系統研究該行的通史。中央銀行是國民政府所設立的另一家重要國家銀行,一般認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設立于1928年,但也有人認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應上溯到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所設立的中央銀行。研究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歷史的文章較多,李立俠、朱鎮華的論文值得注意,該文將中央銀行從1928年成立到1949年被上海軍管會接管的21年歷史劃分為誕生時期(1928—1937)、發展時期(1937—1945)、消亡時期(1945—1949)三個階段,指出在第一、二階段,中央銀行在整理金融、支持抗戰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在第三階段,中央銀行全面支持內戰,采取無限制通貨膨脹的手段剝削人民,則完全只有消極作用。劉慧宇對國民政府中央銀行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她對1928年國民政府組建中央銀行進行了多層面的探討,認為是出于鞏固政權與平衡財政的雙重需求而組建央行,從組建時起,國民政府就把它定位為國家最高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成立后的十多年間,盡管中央銀行是國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機構,但由于其資力遠遜于中國銀行,所以它實際上不能執行真正中央銀行的職能,一直到抗戰開始以后,中央銀行的央行職能才不斷完善,基本上具備一般意義上的中央銀行職能。在中央銀行的三大職能中,金融監管職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監管能力,但監管能力并不充分。中央銀行未能有效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原因有三:“第一、中央銀行是國民政府財政的附庸,阻止了其宏觀調控功能的發揮,第二、中央銀行先天發育不足,受制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農民銀行等行局,第三、中央銀行長期處于動蕩的經濟社會環境中,無從正規而健康地發展。”集中貨幣發行是中央銀行的另一大重要職能,國民政府通過組建中央銀行,逐步實現了幣制的統一和發行的集中,大體上實現了中國貨幣現代化。劉慧宇以國民黨政權籌設中央銀行為背景,探討了宋子文在籌設中央銀行時所起的歷史作用。以孔祥熙主持中央銀行的工作為背景,探討了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發展情況。關于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性質,宋士云認為具有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四大家族直接把持的私產,是壟斷全國金融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它的許多舉措對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交通銀行的研究,在很多專著和教材中都有涉及,但對交通銀行作專題研究的論文并不多見。翁先定對1907年到1927年交通銀行與清政府、北洋政府的關系作了詳細的探討。中國農民銀行是國民政府專事農村金融的國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編《中國農民銀行》對該行沿革、業務、組織機構等作了簡要的介紹;吳籌中對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作了較為詳細的考察;孫修福探討了蔣介石與中國農民銀行的關系。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處,簡稱四聯總處,四聯總處一直到1948年才撤銷,它是戰時最高財政金融機構。魏宏運指出:四聯總處在民國經濟史特別是抗戰經濟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黃立人詳細考察了四聯總處產生的歷史背景,勾勒了其發展脈絡,評價了其歷史作用。伍春云、阮榮認真解讀了四聯總處和財政部檔案中蔣介石的手令、面諭和電報,揭示了蔣介石控制四聯總處的全過程,并對蔣介石通過四聯總處實現金融管制作了評述。劉禎貴考察了抗戰時期四聯總處的工礦業貼放政策,認為四聯總處的工礦業貼放政策對發展戰時經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作者在另一文中探討了四聯總處的農貸政策,指出抗戰時期四聯總處的農貸政策對發展大后方農業起了有限的促進作用。黃立人也認為四聯總處在抗戰時期所推行的農貸政策,對于救濟國統區的農村金融枯竭,發展大后方農業生產起了暫時而有限的作用。楊箐探討了四聯總處在抗戰時期特定歷史環境下所開展的活動,闡述了四聯總處對戰時金融的重大影響并分析了其主客觀原因。姜宏業在考察四聯總處貼放業務、發行業務、匯兌業務的基礎上,指出四聯總處在宏觀金融管理中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具有某些消極作用。
  
  2 關于近代中央銀行制度
  
  中央銀行不同于國家銀行之處,在于現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必須具備三個最基本的職能:即國家的銀行、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用這三條標準來衡量中國近代自清末以來的國家銀行,則清末的大清銀行、交通銀行和北洋政府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銀行,換句話說,在清末、北洋政府時期中國還沒有產生真正的中央銀行制度。那么,中國真正的中央銀行制度產生于何時呢?李桂花認為近代中國中央銀行歷經分立特許制、復合集中制和單一集中制三種央行制度,進而指出:近代中國的中央銀行制度確立于由分立特許制向復合集中制轉變的1939年,而不是公認的1928年。杜恂誠、吳秀霞也持同樣的觀點,杜指出,在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間,在國民政府的強力干預下,中央銀行才慢慢地擁有統一紙幣發行、集中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監管全國金融、辦理貼現和再貼現等權力,到1940年代初,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基本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央行。吳也認為,近代中國的中央銀行制度最終確立于抗戰時期。盡管清末、北洋時期尚無現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但劉慧宇還是指出,清末特別是北洋時期的國家銀行已經具備某些中央銀行職能,表現在:第一,擁有絕對優勢的紙幣發行量,并且發行職能日臻完善,第二,具備代理國庫職能,有助于發揮“政府的銀行”作用,第三,為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必要的資金融通,部分發揮了“銀行的銀行”功能。易棉陽對此也持同樣觀點,認為中央銀行制度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沒有國民政府以前歷屆政府的努力,國民政府恐怕難以在短時期內確立央行制度,清末、北洋時期的中央銀行盡管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銀行,但稱其為早期中央銀行還是比較恰當的。
  
  (三)關于近代銀行業的內外關系
  
  1 關于近代銀行業的內部關系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國一直沒有形成完整的金融體系,但這并不表明銀行業內部是一盤散沙。杜恂誠認為北洋政府時期華資銀行業的內部關系表現為三個層次的聯合:“第一層次,所有華資銀行都以中、交兩行為核心,形成了核心與外圍的關系;第二層次是南三行和北四行等重要商業銀行間的協作關系;第三層次是銀行的同業組織,即各地銀行組成的地方銀行公會和各地銀行公會聯合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在金融領域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革,逐步實現了金融統制,國家銀行與私營銀行之間不再是“核心與外圍”的關系,而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在私營銀行業內部則依然靠銀行公會來維系相互關系。1918年,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張公權的倡議下,上海成立了銀行公會,之前,北京已經成立了北京銀行公會,此后,天津、漢口、杭州、南京、蚌埠、濟南等地也相繼成立銀行公會,其中以上海銀行公會影響最大。朱紹華對上海銀行公會最初十年活動作了詳細考察,并揭示了新興銀行家階層的基本特征。近年來,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的學者們對上海銀行公會進行了系統的考察,他們的研究成果較為清晰地勾勒了上海銀行公會的發展軌跡。其中,吳景平等人的系列論文很有深度,在《“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期間的上海銀行公會》一文中,作者通過對這一特定時期上海銀行公會活動的考察,揭示了上海銀行公會與國民政府之間的微妙關系,并指出,在支持淞滬會戰、維持上海金融市場乃至國內金融業的穩定上,上海銀行公會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上海銀行公會改組風波(1929—1931年)》中,作者指出,上海銀行公會出于國民政府強大的政治壓力,被迫改組為同業公會,但改組后的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大體上繼承了原有銀行公會的組織制度、全部會員銀行乃至社會地位,改組的結局得到了金融界的贊同,也為國民黨當局所認可。在2002年“上海金融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學術討論會上,金承郁所提交的論文對1918—1927年間上海銀行公會的主要活動進行了分析,并據此進一步探討了上海銀行公會對中國金融業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王晶的論文對1927—1937年十年間上海銀行公會的沿革、與政府及社會各個部門的復雜關系、為推動上海金融業的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及其所產生的社會作用進行了評述;陳正卿對上海銀行公會的始末、作用、影響作了總體性探討,認為上海銀行公會對上海金融業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快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如果說以上論著主要探討的是上海銀行公會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活動,那么,張徐樂的論文則研究了上海銀行公會的后期活動特別是1949年以后的活動,詳細地敘述了上海銀行公會在面臨新舊體制轉型的情況下,接受改造以至最終消亡的過程。
  
  2 關于近代銀行業的外部關系
  
  近代銀行業的外部關系主要包括國內銀行與政府、實業、錢莊、外資銀行等的關系。銀行與政府的關系。楊培新指出,銀行與政府的關系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銀行對政府有極強的依賴關系,另一方面,銀行與政府之間又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鄧先宏詳細考察了1916—1921年中國銀行與北洋政府之間展開的三次斗爭,揭示了該行在早期發展階段與政府的復雜關系,認為“控制與反控制”是中國銀行與政府之間復雜關系的實質。許多專著對銀行界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對于上海銀行界在1927年前后與蔣介石政府的關系,王正華、吳景平等撰文作了探討。王正華指出,蔣介石之所以能籌足軍餉順利北伐、在與武漢國民政府的對抗中占據優勢并最終在南京建立蔣氏政權,與江浙銀行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吳景平深入、細膩地考察了1927年所成立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的活動。財委會在銀行界領袖陳光甫的領導下,不僅動員銀行界向蔣介石直接大量墊款,而且大量認購蔣介石發行的二五庫券,解決了蔣介石的財政困難,而這對蔣氏的成功至關重要。他從銀行立法的角度對20世紀30年代銀行界與國民政府的關系作了考察,指出:“30年代國民政府頒布了《銀行法》等一系列法規,企圖通過這些法規來約束銀行界實現金融統制之目的,銀行界從自身利益出發,與國民政府之間展開了斗爭,但這些法規在客觀上有利于規范金融市場的運作和銀行業務的開展,這同樣是銀行界夢寐以求的,這就決定銀行界與國民政府的斗爭是有理、有利、有節的。”目前,尚未見有力度的專文研究和揭示抗戰時期銀行界與國民政府的關系。
  
  對于近代銀行與產業的關系,學術界有三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銀行業并不是因為產業的發達而發達,故而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發展與中國產業的發展是不一致的;另一種觀點則與此截然相反,認為中國近代產業資本的發展是導致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必然聯系,在發展趨勢上有著相當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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